如果说河南大饥荒是中国最严重的一次饥荒，那么乌克兰大饥荒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大饥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万。乌克兰大饥荒，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80多年，但是对于乌克兰群众来说，依旧是一场恍如昨天的恶梦。乌克兰大饥荒饿死无数人，它的饥荒食谱食谱也堪称变态。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乌克兰大饥荒是什么模样的吧。

乌克兰大饥荒（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出自“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以饥饿杀死”），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在很多民众看来，80年前乌克兰大饥荒一幕幕人间惨剧，都是一场有意而为之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决策失误。俄罗斯方面则始终对此嗤之以鼻。仿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口水仗中，曾经亲历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们渐渐老去。被时光的河流带走之前，他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作为对世人长久的警示。现年87岁而依然精神矍铄的妮娜·卡朋克，演示了自己在乌克兰大饥荒的生存之道。

彼时，卡朋克一家生活在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乌克兰大饥荒乍起没多久，她的父亲便咽了气。卡朋克清楚地记得，双腿浮肿的他，好不容易弄来一点食物，吃着吃着，忽然没了气息——饥荒肆虐之时，如此骇人的景象在乌克兰乡间司空见惯。为了让卡朋克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来，母亲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最终，她用一对耳饰和一个整日挂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换回了两公斤面粉。

说着，这位老妇人把“面包”放入平底锅，再倒入一点油，在炉子上煎了一会儿，一顿饭就算做好了。采访她的记者试着尝了一口——“这‘面包’很硬，吃起来有青草的味道”。需要指出的是，80年前，卡朋克的母亲做“面包”时，根本没有一点油星。为了不糊锅，她加入的是蜡，这也是乡邻的普遍做法。1932年严冬乌克兰大饥荒，全家老小整日以这种饲料般的东西度日，母亲还把马皮切成小块煮汤。

尽管既没什么营养又难以下咽，卡朋克一家靠着这么一点食物，捱到了来年开春，待草绿苗青，他们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里找吃的了，以上，就是他们的饥荒食谱。然而，好运气不会平均分配到所有人头上。“村里死一般寂静，人们饿得意识模糊，不想、也没力气说话或抬头观察周围。”卡朋克说，“头脑中盘旋的只有‘死亡’二字——今天死的是别人，明天可能就轮到我。”

80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饿殍遍野，大多数死者是离开家乡外出觅食的农民，最终饿毙于路旁。虽然饥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读的学校依然没有关门，只不过，“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征粮队拿走了所有小麦。家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卡朋克说，“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卡朋克所说的征粮队，是受当时的苏联政府派遣，并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苏维埃建政后，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国家便派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征收走。可想而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对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威胁，为稳定局势，渡过危机，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有条件地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

事后观之，“新经济政策”只是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1929年，全国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斯大林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推行集体农庄制度。乌克兰向来有“东欧粮仓”的美誉，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无须施用化肥，粮食便可获得高产。

对于抑制个体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农民普遍持抵制态度。斯大林则相信，反对集体农庄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于是，从1932年秋天起，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随之被“收归国有”。

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事先藏好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于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乌克兰大饥荒，如瘟疫般降临到乌克兰大地上。

乌克兰大饥荒初起时，饿毙的人还能得到一座坟茔，到了后来，连活着的人都没力气掩埋尸体了。于是，政府组建了收尸队，规定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200克面包。在乌克兰大饥荒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大的诱惑，促使收尸队队员们异常积极地搜寻死者。很多时候，那些被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人也被当作尸体，活生生地掩埋。

残酷的现实让乌克兰人意识到，留在家中必死无疑。可是，想要外出逃荒亦困难重重——大部分道路被封锁，政府还规定，凡是试图逃到国外的，被发现后可当场处决。

1932年秋，8岁的玛利亚·维瓦查里克生活在兹布鲁奇河西岸的一个无名小村。当时，此地尚属波兰控制。“人们偷偷从苏联那边泅水过来，只为吃顿饱饭。很多人身体虚弱，还没游到西岸就淹死了。我跟着祖母在河边搭救游过来的饥民，给他们干衣服，还给他们食物。”

有一次，村民们捐赠了一批粮食给游过来的乌克兰人，让他们带回去给正在挨饿的家人吃，竟被一口回绝。

“村里的人你三斤他五斤地凑了一些粮食，让游过来的乌克兰人拿回家，这批布尔什维克分子却说：‘我们那里根本没有饥荒!’”

维瓦查里克等人可能无法想到，对岸的乌克兰人宁可让同胞饿死也不接受援助，是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任何人向外界透露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任何情况。此后，不管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是在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任内，这场乌克兰大饥荒始终是敏感话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自由化运动，有关大饥荒的部分历史档案才首先在乌克兰重见天日，并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乌克兰、俄罗斯，乃至西方学界、政界经常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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