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21国民众调查，日、俄、意民众对未来老年生活信心最低，接近八成中国人对自己未来年老的生活质量有信心，排世界第一。

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的调查主要是调查民众的一些态度与倾向，民意不代表该国制度的全部，日、俄、意民众对未来老年生活信心最低，并不代表这些国家的养老制度做得很差，接近八成中国人对自己未来年老的生活质量有信心，也不代表中国的养老制度已经非常完善。高信心，意味着政策和改革需要更加努力，改革会更加紧迫，否则，一旦达不到这些民间期望，民众失望会越大。

我们暂时还无法获悉这项调查的具体抽样以及样本数量，在一些群体中，未来的老年生活的确是无需太大担心的，因为可能他们有着有保障的退休金以及各种医疗保障。当然，那些缺乏养老保障的人，对未来的老年生活抱着乐观心态也是可能的，毕竟，这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总体性提高。因为，他们以此推理，未来会更好。对那些老人来说，中国已经摆脱了战乱与动荡，他们的生活境遇已经大大改善。对于中青年来说，他们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化也非常期待。

这些乐观都是正能量，需要跟进的是政策，政策与制度改革不应该因为这些乐观而自满与止步。民调仅仅显示出的是一些民意，而不是说明相关政策与制度已经做得够好。该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会从2010年的8.3%上升至23.9%，可见中国加速的老龄化情势非常明显，而与之相对的是人均收入与通胀和税负的对抗无力、较大的收入差距犹存，以及养老制度改革的胶着。一些参与民调的人，可能还没搞明白，经济总量的蛋糕大，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那块必定大，这需要公共政策的加倍努力，信心只是起点，最后的实际效果要取决于良好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的努力。

该项调查还显示，在21国中有13个国家的多数市民认为，养老应该靠政府，中国也是如此，47%的中国人认为，在改善老人生活方面，政府责任最大；20%认为家庭，仅有9%选择了老人自己。坦白说，政府在养老方面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却又不是唯一的行为主体。这有点类似最低工资，即政府得为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多元民主论者罗伯特达尔曾专门论述了民主政府需要为社会确立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最低限度的保障是为那些无权无势的群体而设，保障他们基本的权利与生活，而最高限度则是针对富人和权势群体，限制他们无限度地把自己的财富转化为权利或是权力。对于养老而言，政府需要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同时需要引入民间力量，最大限度的激发各种力量投入到养老当中。当然，这一切都得建立在二元制的并轨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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