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投资时报》公布了《2013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榜单，统计数据根据2013年各大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得来。榜单中，前十名城市与GDP排名情况一致，说明榜单排名与GDP有正相关性，GDP越高的城市，财政收入越高，排名也越靠前。观察者网根据《投资时报》记者宿小庆文章整理出如下信息。

从区域分布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代表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依然是这份榜单上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天津近年来GDP增速一直位列全国前列，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也随之跻身榜单第三名。

一直以来，广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第三城”。但过去几年，天津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广州市领导人的警觉，他们称，广州的“第三大城市”地位有可能不保，关于广州与天津谁是“第三城”的争论也由此而来。从这个榜单来看，至少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方面，天津已经连续数年稳坐全国第三把交椅。

有趣地是，最近焦头烂额的东莞作为经济发达地带的卫星城市也榜上有名。在榜单中排名30。而在非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3位。显示出了良好的制造业生产加工能力，不过也反映出沿海地区经济转型面临的压力与困境。在此前的2007年，东莞在全国城市GDP中排名第7位，综合发展实力位居广东第一。

2013年，东莞在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中位列第30

榜单也显示，江苏省入选城市数量最多，达到9个，山东省入选6个，浙江省入选5个，广东省入选4个。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韩凤芹介绍，一个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的贡献因素主要有：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与GDP相对应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选择、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当年的偶发因素等等。

根据统计，上海、北京、天津、深圳、重庆、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位居“2013年中国城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0强”前十名。但专家表示，不同行政级次的城市规模不同，直接影响了财政收入绝对数量的多少。城市所辖区县有多有少，所辖区县越多，城市规模越大，财政收入越高。

榜单中，前十名城市与GDP排名情况一致，说明榜单排名与GDP有正相关性，GDP越高的城市，财政收入越高，排名也越靠前。财政收入来源于经济基础、分配体制等因素。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和税收体制会对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产生影响。

从入榜城市所在地域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东部沿海、沿江城市，经济发展情况良好，如上海、天津、苏州等。中西部地区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比如武汉、成都、郑州、长沙、西安、昆明、乌鲁木齐、南昌、贵阳、太原等，也挤入了全国50强名单。

但东部城市的财力明显要优于中西部城市。在50强榜单中，江苏省有9个城市入列，山东省有6个城市进入，浙江省有5个城市，广东省有4个城市，福建省有3个城市。这5个省份的城市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而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广西等西部省区则没有城市入榜。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增值税25%、个人所得税40%以及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和非税收入。第二产业中，制造业、重化工业等都征收增值税，所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可带来更多税收收入，工业强市财政收入就更高。比如地级城市鄂尔多斯有煤炭工业，唐山有钢铁等产业，大庆市有石油工业，排名因此都进入了50强。

但是对于这些资源型城市来说，2014年也存在着诸多变数。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春表示，资源型城市财政收入与该地资源价格有着直接联系，比如鄂尔多斯，其财政收入变化也与煤价相联系。在他看来，“一煤独大”不仅仅是鄂尔多斯自身的选择，而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城市用资源支援国家建设，国家应给予一定补偿，帮助其发展转型”。

再如唐山，支柱产业是钢铁，但随着国家治理雾霾的深入，唐山“削钢”行动迫在眉睫，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对唐山的GDP以及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带来冲击。

而个人所得税是收入来源地征税，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经济体，也有更多的税收收入。比如，北上广深这些外来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其GDP体量是别的城市所难以比拟的，其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也相应位居前列。

“更严格来说，除了城市行政级次具有不可比性外，当年偶发因素也应该剔除。”韩凤芹说。比如，一个大型项目的上马就对当年财政因素有很大影响。如果要长期观察一个地区财政预算收入特点，此类非常态性因素应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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